【编者按】：世界主义诞生于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思辨，然而随着全球流动的加速和跨国生活方式的崛起，世界主义似乎正在逐渐退化为一种精英阶层的文化资本。那么，全球南方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有追寻世界主义的渴望，这种渴望又是否能够实现？本文关注的就是一群通过参与美国文化教育旗舰交流项目跻身世界主义者行列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学生。本文作为样本的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并不纯然是世界主义精神的产物，更是美国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文化外交手段。当然它和一些其他的国际交流项目一样，提供的资金支持和采用的选拔方式确实让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学生攀上了成为世界公民的阶梯。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这些年轻人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及他们对世界公民的理解，将自己打造成理想的申请者，并进而试图实现跨国教育流动的故事。
版本一：她今年24岁。她成功申请到了富布莱特外国学生项目。这一美国最精英、认可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在她的国家仅有两个名额。她带着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资助的全额奖学金来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布兰迪斯大学攻读冲突解决的硕士学位。在她班上一共有52个人，分别来自36个不同国家。她的英文标准而流利，对美伊战争、气候变化等议题都侃侃而谈，言语里都是对能到美国读书的欣喜。她不断强调，你要认识你自己，看清你的热情是什么，你是否关心你身边的人和社群，你想改变什么？你的召唤是什么？你想解决世界上什么问题？她希望拥有自己的公司，也希望未来可以去斯坦福商学院深造。这个版本的她符合大众认知里对世界公民的想象：支持文化多元平等的价值理念，关心全球议题，投身于公共事务，拥有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能力，热心于教育与国际援助。
而在另一个版本里：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凭，她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读本科，本科学校一年学费300美元。一次GRE考试需要250美元，一次托福考试需要200美元，而托福和GRE考试成绩对富布莱特申请都是必交的申请材料。刚果没有GRE和托福的考点，她不得不去卢旺达或者肯尼亚参加考试。第一次考试失利，她又考了第二次。仅两次GRE考试就花了快700美元。她不得不放弃学校的课程，向亲戚朋友借钱才凑出GRE的考试费用。在参加富布莱特项目前她从没来过美国，对美国的主要印象来源于好莱坞，她说“我来之前觉得美国看上去似乎是个很好的国家，大家的生活似乎都很好，每个人看上去都是超模”。 这个版本里的她来自刚果的贫困家庭，而她的父母将她能去美国名校攻读硕士视作奇迹。
富布莱特项目参与者
Laetisia的故事冲击了我内心对世界公民的勾勒。通常，这个词带有几分精英主义色彩。当提到它时，我立刻联想到的是那些会多国语言、频繁出国游学交流、学着马术击剑的中产家庭小孩，跨国企业里说着流利英文手持多本护照全球出差的管理者，掌握科学技术因而可以全球办公的数字游民，在国际组织（诸如联合国或是世界卫生组织）里的工作人员等等。那些光彩夺目的简历让人时常感叹世界是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在地球村里自由嬉戏。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常常不自知地携带着种种特权去开疆拓土，而他们大多也来自发达国家。精英教育与显赫家境为他们成为世界公民铺平了康庄大道，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我对他们光鲜亮丽的简历和五彩斑斓的世界冒险并不感兴趣。已经有太多叙事去讲述特权阶级的精英复制，而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例外状态，那些属于普通人的世界主义。比如对一个成长于发展中国家家境普通的人，他/她会如何想象世界主义？他/她是否也同样拥有成为世界公民的渴望？毕竟全球化流动影响的不仅是远走他乡的旅人，还有那些守望家园的安居者，以及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感知。世界主义在理论上有着深厚的哲学传统，它是一种道德观，鼓励个体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负担起对于全人类的道德责任，比如人们应关心和帮助非本国或本民族的他人。资本主义的崛起，全球贸易扩张以及启蒙运动让世界主义精神在十八世纪全面兴盛。狄德罗将世界主义者定义成“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四海为家的人”。康德在1795年提出建立一套世界公民法，以保护个人和国家不受外部侵犯，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共存。然而，康德同样指出这是难以实现的，但它作为一个规制原则有潜力引导人们走向理想的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期间，电信、交通的飞速发展为这个抽象概念奠定了物质基础。尼采首次预见了“比较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人们将超越了本国国家文化，不再将自己与特定地方联系在一起。在尼采的想象中，多种文化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甚至产生竞争，划分等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世界主义称为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反映，它将自由贸易合法化。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国际贸易协定的签署促进了全球合作和贸易，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加速了资本、货物、人员无障碍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全球市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浪潮都加剧了跨国生活方式的传播，非国家形态的全球组织的兴起，以及全球范围内对人权、劳工权益、环保问题等的普遍关注。在社会科学中，更多学者倾向于从经验研究出发，将世界主义视作当代人类生活的基本处境和日常生活实践，他们普遍将世界主义的核心看作一种智识和审美上对异域文化开放兼容的态度以及主动积极地与陌生他者的交流互动的行为 。大体上，社会学家们认为世界主义可以在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时发挥重要角色。但更多的学者意识到在具体实践中，世界主义已经沦为一种精英意识与文化资本，从而进一步加剧全球不平等与阶级分化。比如有学者称世界主义就是那些“频繁旅游出差的精英们的阶级意识” （Calhoun, 2003），还有学者指出世界主义是一种全球通行的文化资本，比如流利的英文，欧美名校的学历，欧美名企的工作经历等等（Kim, 2013)。而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全球分配不均，比如全球北方发达地区的学生轻而易举地便获得了这项资本。社会学家蓝佩嘉在她的研究中发现，成为世界主义者也是台湾地区中产家庭对小孩的培养目标，因此他们会让孩子学习骑马、划艇、参与海外寄宿交换项目等等（Lan, 2018）。正因如此，学界也呼吁更多地去关注非精英形态的世界主义，比如北大西洋商船上的水手，客居伊拉克打工的埃及工人，来自加勒比地区在美国交换的学生（Robbins, 1998）。人类学家们还发现，出身工人阶级的南亚跨国劳工移民通过宗教仪式和跨种族联姻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加世界主义。巴塞罗那的街头小贩，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尼日利亚小老板，都在日复一日与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顾客打交道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种日常世界主义 。这些例子都让我们思考一种来自全球南方、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是否可能。富布莱特项目——世界主义的憧憬还是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扩张？为了解答我的困惑，我关注了美国最精英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富布莱特项目。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是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和管理的一项国际交流和教育计划，旨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理解。该项目于1946年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名字命名。富布莱特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提供奖学金和交换计划，支持学者、教育工作者、专业人士和学生在国际范围内开展研究、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该项目的重点领域包括教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该项目鼓励美国公民到其他国家学习和教授，也欢迎外国学者和专业人士到美国进行交流。根据官方统计，自1946年创立以来，来自160多个国家的逾40万名“富布莱特学者”参与了该计划。截至2006年，美国政府已通过该计划资助了超过15.8万名国际学生前来美国学习，富布莱特项目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教育和学术领域，成为国际外交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工具。它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机会，可以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体系，从而促进全球和平与合作。本文关注的富布莱特外国学生项目（FFSP）是富布莱特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攻读研究生课程。该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国家的名额非常有限，而且分配也受制于与美国当前的地缘政治关系。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
自成立以来，富布莱特计划一直被视为美国对抗苏联的“软实力”和文化外交的战略手段和关键工具。学者们认为后殖民时期国际学生的流动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思想的推动（Rizvi，2011）。富布莱特计划本质上是一个援助计划，旨在支持新独立国家的优秀学生前往美国进行学术培训和文化交流。在成立之初，富布莱特委员会设想他们要选拔的是每个国家最优秀的代表，让他们来美国学习美式民主制度。在冷战期间，它被视为重新建立和加强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机会，以此应对极不稳定的世界。来自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富布莱特学生不仅将充当各自领域里的专家，为国家建设服务，还要充当文化外交官，巩固母国与美国的联系。也就是说，富布莱特项目的缘起是美国试图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外交手段，希望它的参与者能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进入21世纪，有研究者调查了各大洲富布莱特项目管理人员对该项目的看法，来自西欧的富布莱特管理人员认为富布莱特计划旨在促进相互理解和文化学习，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富布莱特管理人员更倾向于认为这个项目能够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声誉和发展机会（Bettie，2020）。这表明富布莱特项目的目标因不同国家而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一项目提供全额奖学金，因而它的选拔也异常激烈，不仅需要学业优秀，更需要拥有担任本国文化大使的能力。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ECA）官网上这样写到，申请将在基于申请者个人实力的透明公正的竞争中考虑。尽管对选择标准没有明确说明，但在对常见问题“您如何描述典型的富布莱特学者？”的回答中，官方网站指出，“尽管富布莱特学者来自各种社会经济、种族、族裔和宗教背景，但所有富布莱特学者都具有扎实的学术背景、领导潜力，热衷于增进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成功开展其拟议的富布莱特项目所需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难看出，对申请者的要求强调其具有领导力、较强的适应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富布莱特项目选拔里强调的这些优势表面上看是个人特质，但实际上，这些品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中产家庭努力培养的结果。这种看似公平的基于“个人特质”的选拔实则很隐蔽地遮掩了形成这些个人特质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但无论如何，这些对个人特质的要求让申请者们有意识地去训练自己的这些品质, 使他们更好地成为世界公民。自费去英美国家留学的大多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而富布莱特项目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吸引了背景迥异的申请人。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和好几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富布莱特学生熟识后，意外地得知了他们清贫的家境，他们都出生在一般印象中的贫困国家，成长在偏远山区，但我却对他们呈现出的世界公民的眼界、情怀和能力印象深刻。这样的反差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困惑，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的学生是如何“逆袭”被富布莱特项目选中来到美国顶尖学府学习呢？很明显这不仅仅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的故事，优异的学术表现只是故事的A面，如前文所述，故事的B面还需要种种能力加持，比如领导力，跨文化沟通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小镇做题家很难具备的。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为国际学生举办的社交聚会合影
我于2019年在美国波士顿数次参加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为国际学生举办的社交活动，同时深度访谈了二十名来自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却成功入选富布莱特项目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富布莱特群体里也是少数。除了开头提到的Laetisia，李珍出生在中国农村，父亲只念了小学，而母亲是文盲；Diego来自厄瓜多尔农村山区，爸爸是渔民，母亲以补鞋为生，他每天都要走十公里山路去上学，他的大学老师里仅有一名教授会说英语，以至于他申请美国的推荐信都找不到合适的人写；Danta来自海地，从小到大从没离开过自己的城市 ……这些学生的父母并没有经济实力将他们送去国际学校学习，从小接受国际化的思维训练，也不能送他们出国旅游或是游学拓展眼界，他们也不是成长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那么他们如何培养自己世界公民的视野和气质呢？在下面的篇幅里，我将着重描写他们不同于常规路径的、具有创意性的想象、拥抱世界主义的方式。在这二十名被访者中，只有五名学生在申请富布莱特项目前曾去过全球北方国家的学习旅行，在申请中他们都强调了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历如何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与自费学生不同，这些家庭清贫的学生并不能通过家庭获得这样的机会，因而他们主要依靠学校的支持并利用学校提供的交换机会。来自多米尼加工薪阶层的富布莱特学生Elena描述了她在爱尔兰的学术交流。她通过大学奖学金在大二时访问了爱尔兰三个星期。她说：那里的一切都非常不同，文化、建筑、音乐…… 它完全位于地球的另一边。我遇到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这让我擅长在文化差异中学习彼此的文化。尽管富布莱特计划不要求你有任何出国的经历，但如果你有的话，这会是一个加分项。无论如何，富布莱特计划不喜欢书呆子，而喜欢有领导能力和人际技能的人。虽然Elena在爱尔兰的文化交流拓展了她对世界的理解，但她也承认她依然对当地历史和政治一无所知，因为“离她太远了”（引述自Elena）。这种极短的教育交流让她一窥当地的文化丰富性，但也阻止了她与东道国社会产生更深入的接触。来自四线小镇的中国学生欣怡也通过大学交换计划分别在英国和日本交流了一个月。她说：在富布莱特申请材料中，我特别强调了我的出国交流和国际会议经历。然而，由于我只交换了一个月，而很多申请者都在欧美等国留学并拿到学位，所以我的经历并不突出。但有这样的经历，哪怕就一个月，也比完全没有好。这可以证明你能在国外独立生活。欣怡的话表明尽管欧美国家的短期交流项目不如全日制教育学位含金量高，但它似乎仍让申请者拿到了入场券。与全球中产家庭的自费留学不同，这些低收入学生不得不寻求替代途径前往发达国家学习，比如大学提供的短期交换项目。一方面，我们庆幸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为低收入学生创造了实现国际教育流动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机会很大程度取决于你所在的国家和大学。比如一些名校已与西方大学建立了许多合作和交换项目（Fang等，2016年），而来自拉美和非洲等其他地区的精英学生在全球北方国家的交流机会却依然稀少。通过上述方式前往发达国家交换的人依然是少数，而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历积攒他们的“世界主义”故事，而每个人采用的方式和媒介都不相同。不少人都曾在发展中国家参与过志愿服务，而这在他们的富布莱特申请中成为亮点。比如在玻利维亚偏远山区长大的富布莱特学生Nicolas告诉我，他在非洲的志愿经历让他在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富布莱特项目在玻利维亚一共只有两个名额。他说：我大学毕业后在非洲做志愿，当电子工程师。第一次，我在南非呆了一年，第二次我在加纳呆了三个月。我申请了一个提供免费食物和住宿的项目，主要与居民和政府合作，推动当地电子基础设施的发展。尼古拉反复提到这些经历并真诚地相信这样的志愿活动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为了减少教育不平等，他还在玻利维亚发起了一个语言学习平台，免费教农村孩子西班牙语。然而，并不是所有申请人都在他们的志愿服务中抱有无私奉献的目的。在一次社交聚会中，一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富布莱特学生告诉我，“我有个朋友今年申请了富布莱特项目，没申请上，他准备明年去东非做志愿服务，然后再申请。” 我听后哭笑不得，去东非做志愿，俨然已成为一种让履历出彩的手段。除了参与志愿服务，很多学生参与了当地的国际组织。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富布莱特学生Ella在本国创办了联合国模拟大会。 模拟联合国是一项备受关注的活动，对于对联合国的运作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来说尤其吸引人。它也是一项享有国际声誉的比赛，可以培养全球公民意识、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被视为培养未来领袖的温床。此外，它还提供了一个辩论和演讲的平台，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这里展示他们流利的英文表达能力，分享对各种国际事务的思想和观点。Ella这样说道：我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创办了模联在多米尼加的分会。我有五六年的时间都在这个组织里积极参与，还去了纽约与其他国家的模联代表见面。我组织了很多关于国际时事问题的辩论，比如伊拉克战争和气候变化等等。这些经历锻炼了我的领导能力。像Nicolas一样，Ella也投身于全球发展，关注和平、平等、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这让她与富布莱特项目的组织精神高度匹配。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有活动都用英文展开，因此学好英文是参与这些活动的前提条件。而我的访谈者们都来自英语并非官方语言的国家，因此学好英文对他们至关重要。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富布莱特学生Laetisia认为她能被成功选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英文好，才能在面试中脱颖而出。她的父母都只有小学学历，他们都将她能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去美国读书视作奇迹。在我询问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时候，她说：英语是关键。我父母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很有远见，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掌握英语有多重要。在刚果，我们说法语，也没有像联合国那样说英文的国际组织。我父母没有经济能力送我去美国或欧洲学习。但他们意识到，如果我会说英语，我会有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因此，我父母决定将我送去肯尼亚读大学，因为肯尼亚地处非洲，离我们相对较近，而且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在Laetisia 的叙述中，从19世纪末就被英国殖民统治直到1963年才独立的肯尼亚，成为了一个英语培训训练营，充当了将她送往欧美国家学习生活的跳板。在我的访谈对象中，还有两名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本市的人 ，他们分别来自海地和厄瓜多尔的农村地区。海地的富布莱特学生Diana一再强调来到美国后意识到她是周围唯一没出过国的人时的惊愕。然而，她给我呈现出的形象是开放多元的，并且对当下很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观察和见解。她说：我基本不看海地电影。我看过了很多英语电影来学英文，还尽可能去读英文书籍，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旅行。在我工作的地方，经常会有国际学生和学者来交流，我会跟他们交朋友并保持联系。因此，社交媒体、书籍、电影都成为我探索世界的方式。Diana的经历表明，全球化已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消费习惯，而成为世界公民更多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这早就了一种日常的世界主义，哪怕足不出户亦可将大千世界包揽眼底。富布莱特拥有一个遍布全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校友网络。这是一个由参与过富布莱特的校友们组成的社交网络。它的目的是让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获得者们能互相联系、合作，还能分享彼此的学术、职业和文化经验。这个校友网覆盖多个国家和学科，为校友们提供平台，帮助他们进一步扩展知识，建立人际关系，推动职业发展。有趣的是，有意愿申请富布莱特项目的学生通过这个校友网络开始了他们的富布莱特之旅。除了上面提到的所有经历外，所有的参与者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他们的“文化向导”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这样的“文化向导”基本是来自同一国家的富布莱特校友，他们慷慨地为申请人提供项目信息和申请建议。很多人之所以会申请这个项目也是因为文化向导的强力推荐。这些很偶然的交流与相遇却对他们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改变。比如来自突尼斯的富布莱特学生Sami，就是很偶然地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有一天在学校，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是一名富布莱特奖学金的校友。他跟我分享了他在富布莱特的经历，所以我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尽管我之前听说过这个项目，但主要还是因为朋友的强推才让我下定决心认真准备申请。这些信息交流事后回溯起来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漫长的申请过程中，这些“文化向导”分享他们的申请经验并将富布莱特项目的文化和对参与者的期待也一并告诉他们。例如，来自墨西哥的富布莱特学生Santiago第一次申请失败了，第二年申请才最终成功。他将第一次的失败归因于他不了解富布莱特的组织文化。在第二次申请之前，他已经来到了美国，并咨询了同样来自墨西哥的富布莱特校友在申请中的注意事项。两位中国的富布莱特学生子轩和浩宇，也提到他们的文化导师的重要性。他们找到了来自本校的富布莱特校友对他们的申请材料进行了仔细审查，提供了修改意见，更突出了富布莱特希望看到的特质。此外，他们分享了自己的面试经验，并和申请者模拟面试。子轩表示校友的帮助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建议彻底改变了她的申请准备思路，从以发表为导向变为以故事为导向。这些“文化向导”告诉他们，申请的关键是“展示”你的热情，并讲出一个生动的故事。然而，这种叙事对中国的富布莱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子轩说：在中国学界，我们以发表为导向，所有的资金申请或学术晋升都是基于你的发表数量。然而，富布莱特校友告诉我，如果你申请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你需要了解他们对申请人的期待。他们在乎包括你的学术表现、社区服务等等。总而言之，他们更在乎你的经历，你的故事，而不只是你的发表。因此，我在大学期间也常做做志愿者。从未离开过本市的海地富布莱特学生Diana，她也利用自己强大的信息检索能力在网上寻觅到了她的“文化向导”。她说：我是在美国大使馆的Facebook页面上第一次看到富布莱特项目的。于是我立马去谷歌搜索“海地的富布莱特学者”时，很多人的名字都跳了出来。这时候我在Facebook上输入他们的名字，并开始与他们联系。我在LinkedIn上也是这样做的。我给这些海地富布莱特校友发信息，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想要申请富布莱特项目，想寻求他们的建议。我将这称为“跨国文化知识”，对于身在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很多人并不了解一个远在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对申请人的期待，而官方网站上对申请者的要求也语焉不详。因此他们需要借助文化向导的力量去了解富布莱特项目的组织文化及其对申请者的期待。地理上与美国相隔遥远且从未接触过该项目的学生，对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交流项目所知甚少。因此，这些文化导师通过分享他们的申请和交流经验传递了宝贵的知识，使那些原本模糊或隐蔽的规则变得清晰明了。通过这种方式，这些申请者重新学习了不同文化下对人才的不同期待，积累了跨国文化知识。然而这些文化导师本身也处在一个相对精英封闭的富布莱特校友圈里，没有任何渠道的普通人很难获取这些内部信息，这需要个体很努力地去打破信息壁垒。而在这个过程中细微的不平等，在你是否主动开口问询、是否主动寻求文化向导时就产生了。做完这个研究快两年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永远是这些家境普通学生的开放包容和对机会主动出击的态度。没有家庭自带的光环，他们不得不自己为自己创造成为世界公民的机会，而他们对世界公民的想象又被西方国家深深塑造。一方面，我是乐观的，这些全球南方的贫困学生得益于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种种便利，利用自己优秀的信息检索能力，抓住甚至创造出了命运的馈赠。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管窥一个由地域和阶级所划分出来的国际学生全球流动新秩序。当全球中产家庭将欧美视作学生的留学目的地时，这些家境普通的小孩充分利用各种廉价的语言交换项目或是义工旅游项目前往全球流动中转站，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肯尼亚等等。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的英语人口和多样的文化。在这些国家，他们可以提前感受世界主义的文化多元性，并为他们的下一站流动（常常是欧美等国）做准备。同样，富布莱特项目的选拔机制为工薪阶层学生带来教育机会，为来自全球南方的贫困学生创造了流动机会。然而，要想在选拔中脱颖而出需要申请者积累大量的世界主义资本，对贫困学生来说，这需要他们的想象力、信息获取能力和主动创造并抓住机会的决心。当2020年疫情来袭，各国相继取消航班，重新筑起边境的高墙，纷纷将本国公民的安全健康置于首位而无暇顾及国际合作共渡难关，世界主义似乎成为一个遥不可及且虚妄的梦想。我重访了我在2019年的访谈者们，想看看他们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有何变化。此时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宣布暂停，而参与这个项目的学生被告知由自己选择去留，一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景象。墨西哥的富布莱特学生Isabella在一年前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会拼尽全力在美国找一份工作留在美国，此时却告诉我已联系本国大使馆几经辗转如逃难般地回到母国与家人团聚，而Emiliano则选择留在美国。中国学生李志则告诉我，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只有中国学生才会真正彼此理解，相互帮助，分享信息和物资，而那些在富布莱特社交聚会上结识的国际朋友们早已没了踪影。或许，在民粹主义、地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不断兴起的当下，世界主义的美好愿景终须寻觅合适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详见下篇，敬请期待）
（本文改写自作者已发表英文论文，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glob.12458，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
Bettie, M. (2020). Exchange diplomacy: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Fulbright program.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16(3), 212-223.
Calhoun, C. (2003). ‘Belonging’in the cosmopolitan imaginary. Ethnicities, 3(4), 531-553.
Kim, J. (2013). Aspiration for global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stratified realm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why do Korean students go to US graduate schools?. In The Soci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pp. 84-101). Routledge.
Lan, P. C. (2018).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izvi, F. (2011). Theorizing student mobil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Teachers and Teaching, 17(6), 693-701.
Robbins, B. (1998).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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